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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艰苦创业:特色小吃赚洋钱

中华生意网 ‖中国创业俱乐部 添加时间:2009/7/16 11:38:34 点击:1771

一对重庆大厨,40多岁闯维也纳,一手绝技,踌躇满志。10年地下室生活,8次上法庭,无数次抱透痛哭。14年打拼,终于让重庆名小吃扬名音乐之都维也纳。


    丈夫被妻子说服,选择打拼维也纳

    1960年,邓采姝刚15岁,但她为了家庭在重庆八一路好吃街的山城名小吃店工作。这家小吃店的主人就是山城小汤圆的创始人陈秀卿师傅,当时这个山城名小吃店非常有名气,市民都喜欢来这里吃,生意很好。邓采姝经常早上4点钟就起床工作,一直工作到深夜,很少有时间休息。

    那个时候,讲究政治出身。邓采姝家庭出身不好,又有海外关系,所以经常遭遇冷眼和歧视。但小姑娘再逆境中养成了倔强不屈的性格。她那时就发誓,要出人头地,就要靠技术,谁让自己出身不好呢?于是,她拜师陈秀卿,学习山城小汤圆的技艺。每到供应高峰时,食客一来就是10多个,所有的汤圆都需要现包现卖,工作量很大。这就要求邓采姝既要动作快,又要保证质量。经过近3年的苦练,手巧的邓采姝掌握了一项绝技——5分钟至少能包100个汤圆。1963年,18岁的邓采姝脱颖而出,在重庆市名特小吃表演中包汤圆获得第一名,后来还获得四川省技艺表演第一名。出名后,邓采姝在重庆当时很著名的粤香村、老四川等餐馆主理名小吃。

    1986年,重庆的会仙楼屋顶花园举办“名小吃宴”,很多市民排队去品尝吃邓采姝的小汤圆手艺,一时间邓采姝更加声名大噪。其丈夫张国柱当时是重庆市二级厨师的红案主考官,待遇很不错,到很多培训讲课都享受如同外宾一样的待遇。按说,当时夫妻俩在国内环境已经非常优越了。可是夫妻二人不甘心,还渴望到海外发展。按照张国柱的想法,不增加自己的经验,优越的环境迟早有天也会失去。

    这时,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临了。

    1989年,四川国际公司安排邓采姝到奥地利维也纳,因为她一级名特小吃师的手艺,可以为中国的小吃打开当地市场。丈夫张国柱也随同到了维也纳作厨师长。

    刚到维也纳时,夫妻二人立刻喜欢上了这个鸟语花香的城市,松鼠经常会爬进他们的房间。他们自信凭着自己的技艺,一定能够在当地站住脚。但是没想到,由于当地的饮食习惯和中国有天壤之别,邓采姝做的名小吃往往是客人看上去很欢,但吃起来却不叫好。

    是回国享受既有的优越环境,还是留在奥地利另觅出路?邓采姝夫妻二人陷入艰难的选择中。邓采姝的意见是留在维也纳发展,但张国柱坚决要回国。这对40多岁的夫妻在国内从来没有红过脸,但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
    “在国内开得起,我就不信在国外就开不起。”妻子说。

    “你回去我不回去,我一个人留在维也纳也能开。”

    丈夫勃然大怒。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门口,丈夫推了妻子一下,由于下雪天路很滑,邓采姝摔了个四脚朝天。马上,三四个外国人围了过来,扶起邓采姝,用英语问她要不要喊(policeman)警察。邓采姝听懂了警察这个词,知道警察来了就麻烦多了,又要教育又要罚钱,连忙摆手说,不要不要了,他是我老公,我们闹着玩的。张国柱也连忙扶起邓采姝说不要警察、不要警察。

几个外国人围着初到维也纳的中国名厨张国柱,狠狠地批评了一顿,让他尊重妇女和儿童。
    夫妻二人赶紧回到家里,虚惊一场。相视一笑后,邓采姝意味深长地对丈夫说:“国柱,以我们重庆人的性格,不干个名堂,我们就不要回去。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绝技,我们开得走嘛。”丈夫看着妻子坚决的眼神,非常感动,就决定和妻子留下来打拼后半生。那时那刻,他们全是梦想,想的都是有利的因素,却从预料在海外开餐馆会有那么多血泪接踵而至……

    在海外坎坷的日子,他们没有屈服

    1992年9月,邓采姝在维也纳的郊区22区相中了一家经营不善的餐馆。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,又找到远在美国的亲戚借了几万美元,钱还是不够。他们还将已有的小吃店抵押给银行贷款,这才终于凑足200万先令,成立了“老四川”中餐馆。为了体现中餐风味,夫妻二人绞尽脑汁,把“老四川”设计成中国的宫殿样式,大门是龙凤门,店堂里挂着宫灯,天花板上镶嵌着龙凤图案,富有浓郁的中国特色,以吸引顾客。

    可是,虽然做了老板,夫妻二人却比才开始打工更辛苦。在维也纳聘请工人,除了付给工钱之外,还要给工人办理福利、保险等,聘请一个工人要付出相当于国内80个工人的费用。为了节约成本,夫妻二人尽量自己干活,150多个座位的餐馆,最多的时候才聘请5个钟点工;要是在国内,至少要请15个以上的工人。由于饭馆营业面积有限,夫妻二人只有住地下室,一住就是10年。因为饭馆随后的10年艰难摸索,在黑暗时光隧道里蜗行了10年。

    10年中,日常营业夫妻二人除了在厨房做菜,还要在店堂服务,接待客人,为客人上菜倒茶,算帐甚至连做洗手间的清洁都要自己动手。一个中国特级厨师,一个一级名小吃师,在维也纳拖地洗碗打扫洗手间,这在国内肯定会传为笑柄。但夫妻二人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、通信,通常都是说自己在维也纳很好,根本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实情。按张国柱的说法:“一是觉得很没面子,再国内的人都想着在国外当老板的人肯定很风光,二来怕朋友和亲人们担心。”

    1993年,餐馆营业不久,张国柱就接到一张奥地利法院的传票。张国柱很惊讶,自己国内生活40多年,连派出所的门都没去过,可现在却来了一张传票。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,他才知道事情出在哪里。原来,张国柱从国内特意带过去的8个上好的墩子,树木纤维有肉沫就发酵有了细菌,锻打的铁刀有了一丁点铁锈,而且中国厨师习惯用的抹帕也被化学检验出了毛病。而这些,是德国国家卫生法不允许的。有人告诉他,这和国内不一样,厨房里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厨师长的责任。厨师长就是法人了。

    “这下可糟了,会不会驱逐我出境?”张国柱很紧张地想。到了法庭上,通过法庭翻译,法官问张国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,他都回答出来了,可是法庭又问他爷爷和婆婆的名字。张国柱就搞不懂了,就问法庭翻译为什么要问这个?翻译告诉他,奥地利的法律就是这样子,生怕字母有错误,必须说出爷爷和婆婆的名字。

    爷爷名字张国柱晓得,但婆婆名字他就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法庭翻译就告诉他:“必须想起,否则就回不去了。”最后费了很大周折,张国柱才算走出了法院。因为法院念他是初犯,没有不良记录,就罚金3000元,如果不交的话,就要坐监7天。

    1994年4月,一个法国青年人明知他们不懂德语,吃饭没结帐,声称没有钱了,但可以把护照抵押给他们,改天把钱带过来。

张国柱就答应了。可没想到,不一会,这个法国青年就把警察带过来了,诡称是“老四川”饭店没收他的护照。警察很严厉地告诉张国柱,命令他立刻把护照还给人家,张国柱很委屈,说:“不行啊,他还差我100多块饭钱没给,给了钱再还护照。”
    警察说他们不管这个事情,护照得先还给人家。张国柱当时就冒火了,觉得这个警察好糊涂,完全是混帐判罚,一下子就跳了起来,大声用重庆话说:“你啷个恁个糊涂,老子今天就是不还了。”警察也火了,要打电话到警局。这时一个本地的跑堂过来了,对张国柱解释说:“张老师,你快把护照给人家。”张国柱就一下子蹦了起来,说,不还,用重庆话说“老子今天就是不还”。警察也冒火了,这时一个跑堂的过来说:“张老师快还给他,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扣押护照的,他完全有理由把你抓进局里。这个亏你是吃定了。”张国柱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赶快还了护照了事。

    不过,经常受欺负的张国柱夫妇也有不甘示弱的的时候。1995年的一天,一个本地客人在店里酗酒滋事。张国柱看到事态严重,就不再给他酒喝了。没想到,那个本地人把桌子一掀,桌子把站得近的邓采姝的大脚趾砸裂了。张国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,就冲上去和他打架。但被邓采姝死死抱住,说:“你别糊涂,我打你不能打,这里保护妇女儿童,可不保护你这大男人,你进了局子,我怎么办?”

    肇事者气焰嚣张地扬长而去。后来不多时,警察就来了,把邓采姝送到医院检查,打石膏、拍X片,诊断为趾骨撕裂。张国柱怒火难遏,找律师起诉,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为自己的老婆讨回公道。这很快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。那个肇事者见势头不对,马上软了下来,跑过来2次跟张国柱夫妻二人商量协商解决,说拿5万元赔偿。5万的确不是个小数目。受伤的邓采姝也赞同“私了”算了,自己还在这里做生意,得罪了当地人,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到报复。但张国柱不这么认为,他认为不应该老是受欺负,让别人认为可以欺负你,然后用钱就可以摆平。他告诉妻子:“既然我们都上了那么多次法院,我们也要享受本地法律的保护。”

    结果官司一打,竟然获赔12万元。那肇事者又赖帐说没有钱,法院强制查封他的电视、汽车。后来,张国柱想,得饶人处且饶人,就主动退让协商,允许他一个月支付1万元,一年才把这个赔偿了结完。

    在20世纪90年代初,正是东欧动荡的时候,奥地利的一些新纳粹比较猖狂。经常有一些小青年在夜里拿着黑笔到餐馆的墙上涂写纳粹符号,或者在餐馆外面闹事,动不动就拍门砸东西。邓采姝和丈夫睡在餐馆里面,一听到门外有响动心惊肉跳,但却不得不马上起来查看。因为不看的话,你无法想像第二天餐馆外面会成什么个糟糕样子。

    夫妻二人的老四川店所在的22区是维也纳比较偏僻的一个区,住着很多工人和外国人。附近住着一群南斯拉夫人,特别好斗,动不动就打架、砸玻璃。

    1995年的一个晚上,一个南斯拉夫客人和一个奥地利客人,喝酒过后不知原因就在老四川餐厅里打了起来。打得头破血流,而2个人一边打架还一边扔砸东西。当时餐厅里一片狼籍,客人纷纷逃窜。餐厅里瓶子乱飞,柜台倒地,和电影里打架一样的场面。夫妻二人欲哭无泪,赶紧打电话找警察求救。

    2个打架的人看到他们打电话叫警察,还在继续打架,但一个人已经在找门准备开溜。张国柱就把门锁了,因为人跑了,这满屋子的损失找谁去?夫妻二人把自己和2个亡命之徒一起锁在混乱的餐厅里。

店里只剩下了一个中国名厨张国柱,他悲伤地收拾着狼籍的餐厅,想着自己的贷款,一刹那,他几乎老了20岁。经济压力那么大,昏迷的妻子又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,这些都是下午发生的事情。第二天,张国柱才在一家医院的急救中心找到邓采姝。邓采姝还在流血,缝合了18针,有些地方还植了皮,一直输液,一直没有醒来。

    张国柱就在病房整夜守侯着妻子,等着她醒来。妻子醒来后,俩人抱头痛哭,他们看不到前途。他哭着告诉妻子:“我们不能再做下去了,再做我们的命都赔进去了。这个洋钱我们不赚了,本钱也不要了,贷款我们慢慢还啊。我们回国吧。”那一刻,没有任何人来援助他们,身处异乡的厄运恐惧阴影笼罩着已是年过半百的两个中国一级名厨。

    后来,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国大使馆。史领事第二天就亲自开车到医院看望邓采姝,他握着邓采姝的手,动情地说:“实在对不起,不知道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,受了这么重的伤。”邓采姝夫妻二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,觉得如同比见到了亲人还亲。那一刻,他们深刻感受到来自祖国的爱。大使馆和当局紧急交涉,要求严惩肇事者和赔偿。这件事以后,老四川附近巡逻的警察增多了,而且巡逻警车往往都要停在饭店门口。警察还特意告诉张国柱夫妻警察局24小时的紧急内线电话,急事急办。

    国内的女儿听说这件事后,到维也纳看望父母。看到父母的憔悴和衰老,心疼得直掉泪,坚决要求他们回国。可夫妻二人似乎又忘记了伤疤,说:“都到这地步了,混不出名堂就葬在维也纳。”

    近10年的坎坷,因为店里的事情,两人的矛盾非常严重。张国柱经常黑着脸,邓采姝也没好气。开业了都2年了,很多老顾客竟然不相信他们是夫妻。那里的夫妻每天都是和风细雨,亲热接吻,他们夫妻二人如果一天不吵架,就非常奇怪。最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子,张国柱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,邓采姝又不断跑进去催菜,张国柱被催得恼羞成怒,把锅一摔,说:“我干了,我回国了。”而他出去绕着店外走了一圈,脑子被凉风一吹就清醒了,自己走了,那么一个摊子怎么办?老婆怎么办?就又回来系上围巾,继续做菜,露出微笑送菜上桌。在维也纳3年,夫妻二人竟没有进过一次歌剧院,不是没有钱,而是没有时间。

    机遇来临,他们终于苦尽甘来

    奥地利有500多家中餐馆,竞争非常激烈。为了在竞争中站住脚,邓采姝和丈夫求变求新:在菜品上,不但做出有特色的中国菜,重要的是搭配上邓采姝亲手制作的名特小吃,做成套餐的形式,让客人的每一次就餐,都成为一次赴宴。邓采姝也把地道的中国小吃做了一些改变,以符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。为推销她的拿手好戏——山城小汤圆,邓采姝在盆子下面用水果铺底,加上牛奶、芒果汁,上面是三色汤圆,又好看又好吃,很受当地人喜欢。就餐时,点一个山城小汤圆,成了餐馆常客的习惯。

    为拓展业务,张国柱还经常去给在奥地利的中国老板们办席、生日宴会,还有承接国内的高级代表团的演戏。而真正的转折点,出现在2000年的一天,一个在奥地利开日本餐馆的日本人来到维也纳,在老四川吃了后,发现那里的菜品非常精致,尤其是樟茶鸭子、怪味鸡丝,赞不绝口。一个星期后,这位日本人又带来维也纳最权威的美食评论家FlorianHolzer,随后一篇报道就如实在报纸上发表了。

他在报道的末尾说:“我从来不在维也纳市郊的任何一家餐馆吃饭,但在老四川吃了以后,我的看法变了。”
    因为这家媒体非常权威,所以很多媒体都来了。夫妻二人的信心又来了,在当地新闻媒体纷纷对邓采姝的餐馆进行介绍后,很快老四川在维也纳声名鹊起,当地人只要吃中餐,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四川。渐渐,“老四川”的菜品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,加上地方比较僻静,一些国家驻奥地利的使节、商界人士和艺术家,成了老四川的常客。

    在奥地利厨师协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,协会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搞了为期一周的厨艺表演,老四川是惟一一个以企业而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参加的。展台上,邓采姝把5分钟包100个汤圆的绝技展现给观众,很多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    凭着精湛的技艺和餐馆的名声,邓采姝成了奥地利中华餐饮业协会副会长、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烹饪技术比赛国际评委、奥中科技文化经济交流协会副会长、奥中友协常务理事,跻身当地餐饮业名流之列。2003年5月初,邓采姝和丈夫回到重庆考察,准备将更多富有重庆特色的菜品带到维也纳,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、了解重庆。而张国柱则说:“只要是重庆人到了维也纳,不管认识不认识,只要给我们打了电话的,我都要亲自开车去迎接。只有长年海外生活的人,才能体会到最珍贵的乡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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